随着4月份经济数据的公布，有些外媒提出中国经济已经丧失增长动能。对此，笔者抱以否定的态度。实际上，中国经济根本不缺内生性增长的动力储备，只是这些年来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营商禀赋与投资热情的释放，使得中国经济要摆脱现有增长路径的依赖面临着太多的约束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经济转型的成本。而当政府对蕴藏极大系统性风险的房地产领域持续展开冷却行动时，某种程度上患有房地产投资依赖症的中国经济出现短期放缓势成必然；加上外部需求的低迷，经济增速下滑便成为政策调整的显性结果。

　　笔者认为，既然经济增长是一种内生性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那么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就不必过于看重短期或局部经济指标波动所释放的信号。而应在尊重经济增长规律的前提下着力做好增长动力切换与产业升级两项工作，以期求得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

　　30多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演绎一直没有跳开凯恩斯主义的范畴，这并非否定凯恩斯主义在特定时期的工具价值，而是强调像中国这样经济结构复杂、国情独特且没有太多先行经验可资借鉴的超级新兴经济体，是需要适时总结过往经济发展经验教训，以找到一条真正契合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路径。或者说，中国在探索后起大国优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过程中，需要且应该对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有新的贡献。而首先需要拨开的就是“保增长”的迷雾。

　　实际上，“保增长”本身就是一种次优的政策选择，是在经济增长内生性动力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对经济进行“热启动”的相关政策安排，其政策实施效果尽管可以达到短期内的经济提振作用，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不仅有可能吞噬“保”来的成果，还会加剧已有的经济失衡以及经济沉疴的愈积愈深；深层次的后果还在于牺牲经济转型难得的时间窗口，增加经济转型的刚性成本等。

　　拨开“保增长”迷雾的钥匙掌握在政府手里。其实，政府业已启动的相关改革已经为经济实现有效增长提供了不少前期准备，只是现有力度远远不够。政府目前切实需要推进的措施主要有：首先，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以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过多干预；其次，应尽快降低关键领域投资的准入门槛，以调动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第三，应在全面启动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上，以减税与适度的政府转移支付为先导，尽快建立真正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广大底层民众的后顾之忧；最后，应在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前瞻性的技术的投入，力争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与产业升级的早日完成。